笔记史料“三世说”——《近现代史料笔记丛刊(2)

春秋公羊学中有着著名的“三世说”，其源即《公羊传》中出现的“所见异辞，所闻异辞，所传闻异辞”一句。后董仲舒将此“见、闻、传闻”作为三等不同的时代，去平分《春秋》。此后从东汉何休到清末康有为，“三世说”经过多番演绎，与治乱及各种社会性质勾连，读者必不陌生。若单单以所见世、所闻世、所传闻世作为时段划分的话，可以发现，这是以孔子作为参照标的作出的。简单来说就是孔子“作《春秋》”（《 孟子》语），书中最后的部分正是其所生活的时代，为所见世；再往前则是未见而有所闻，为所闻世；最早的部分则只有传闻流播，为所传闻世。

如果不考虑高奥的经学大义，回到之前对于笔记“道听”问题的考究上，所见、所闻、所传闻正可以被借鉴为史料史源判断的一种标准。约略判断之：同光人写同光事，某地人写某地事，某衙门人写某衙门事，大抵可以被视为“所见世”；同光人写道咸事，某地人写邻地事，京中人写宫中事，又可被看成“所闻世”；至于同光人写康乾事，又有天南海北、漫无边际者，或只能当作“所传闻世”了。当然，正如前述，清代开始不少笔记中也会给出消息来源，或曰亲历目睹，或曰闻自某某，或曰据传乃至不言消息所自。相对而言，这三世的可靠性是依次递减的。

“所见世”，最好理解，主要即笔记作者的亲身经历、观感。比如《近现代史料笔记丛刊·一》收入金梁撰《光宣小记》即可佐证。庚子之变后，因为《辛丑条约》的所谓“惩办”条例，京师不能举办科举考试，就把原先在京举行的会试移到河南开封贡院。金梁亲历此事，前往开封考试，其《光宣小记》中记述这次考试并拜谒房师、座师时的言谈，大抵可作为该年会试的“所见世”资料，亦可作为房师、座师的人物侧写使用。况且，金梁自述《光宣小记》是“检旧篋得昔年日记数册”择录而成，则更说明其来有本。有些笔记未必是记录一人一事，而是作者对于其所生活时代的现象描绘或总结感悟。比如汪康年在《汪穰卿笔记》（见《近现代史料笔记丛刊·七》）中曾谓：记者喜以“拿破仑不畏三千枝毛瑟枪，但畏一纸日报”之言沾沾自喜，而实际上根本没有此效果，仅仅相当于竹杠一杆（吴语中敲竹杠即敲诈讹钱之意）。汪康年自己就是报人，如此激烈言辞想必是对报界一些同仁所作所为较为失望，即便带有有怒其不争的夸大，却同时也能证明上述所谓拿翁言论在当日的流行。

汪康年（1860年1月25日-1911年11月4日）

《汪康年师友书札（1-4）》上海图书馆编 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年出版“所闻世”，主要是指笔记所述内容有着明确的消息来源，而此来源当为亲历亲见者，“道听”只隔了一层，而说者又有切身体验和观察，相对来说也比较容易对可靠性有所判断。比如《梦蕉亭杂记》的作者陈夔龙，本是荣禄的心腹，后又攀上庆亲王，笔记多有荣禄亲口告知的同光间朝局内幕和大臣倾轧之事。当然荣禄作为亲历者，又与陈关系亲密，能较为详细地告知内情，信息来源比较直接，但同时也存在言者有选择性地说和听者为尊者讳地记的情况。此时就需要一些其他材料来佐证这些事情，或者根据陈夔龙的表述来判断。陈氏总体还是一个比较谨慎的人，所以有些故事并不直说人名，而是用类似“南中某侍郎”之类代称，尽管须辨明此究竟为何人，但是却也说明其充分考虑到了影响，事情本身或许更为可靠。与之相仿，《古红梅阁笔记》（《近现代史料笔记丛刊·二》）的作者张一麐，曾长期作为袁世凯幕僚，袁对其也较为器重，所以笔记所载袁世凯所言，可能也比较可靠。

陈夔龙（1857年—1948年）

张一麐（1867一1943）

《古红梅阁笔记》上海书店辑自民国期刊《人文月刊》于1998年出版，本次与张一麐《五十年来国事丛谈》合刊收入《近现代史料笔记丛刊·二》“所传闻世”，相对而言情况比较复杂，而且大部分笔记内容可能就属于此类。或者不写信息来源，或者不知是经多少口舌的坊间流言，又或者东拼西凑，为了吸引眼球故作惊人语。在阅读笔记的过程中，大抵会发现，有些作者或是小说家之流，或是边缘报人，显然没有什么太多的消息来源，但说起宫闱秘事或朝堂内情，往往如身临其境，描摹似惟妙惟肖，细至一举一动皆记录在案者。这样的笔记可能就与所述之事没有多大关系了，只能反映某小说家某报人喜欢这么写，而此等写法又受市面上的读者欢迎，成为一种社会心态史的材料了。当然，另一种笔记，虽说从直接的消息来源而言，也算是几手传闻，但作者往往接触了大量的相关史料，甚至有些笔记已经具有一定的研究性。其中最著名者大概即是陈寅恪都称赞不已的《花随人圣庵摭忆》，自然不能以“所传闻世”框限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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