礼赞大师 | 周予同：中国经学史研究的奠基者(2)

作为《中学生》杂志的主要撰稿人之一，周予同的许多文章都刊载其中，包括他关于经学史研究的一系列论著，“经学史”和“甲骨学”这两个学科概念，也都是在他写给中学生的文章中第一次提出的。这本杂志影响了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，其中就有周予同后来的学生、著名历史学家朱维铮。他回忆说：“我小学是在农村读的，那时就通过这本杂志，认识到原来经学是这个样子，原来经学有它自己变化的一个过程……开明当年为中学生写的这些文章，超过了今天所谓的论文。”（来源：纪录片《大师·周予同》）

《周予同教育论著选编》

“经学之继承的研究已大可不必，而经学史的研究当立即开始”

那么，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周予同将研究重点从教育转向经学史，成为后来人们熟知的一代经学史大家？促使他发生思想转变的，依旧是疾风骤雨的现实。

20世纪20年代，当周予同在对旧式教育发起猛烈抨击、大刀阔斧地进行教育改革时，有一种刺耳的声音却始终“死灰复燃”，那就是北洋军阀政府一再强迫学校添设“读经”课程。从当时的历史语境看，“读经”往往是军阀政府加强专制统治的手段，而周予同也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。于是，1926年8月，当孙传芳又强令东南五省学校添设读经时，他满怀激愤地写下了著名的《僵尸的出祟——异哉所谓学校读经问题》一文，呼吁：“经学之继承的研究已大可不必，而经学史的研究当立即开始。”他说，“经是可以研究的，但是绝对不可以迷恋的；经是可以让国内最少数的学者去研究，好象医学者检查粪便化学者化验尿素一样，但是绝对不可以让国内大多数的民众，更其是青年的学生去崇拜……”

现实的逼促之外，周予同立志要做的这项从历史入手来解剖经学来龙去脉的工作，也恰是当日学术界所需要的。在他看来，经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后，文史学的情况仍落后于现实。当时学界对待经学的态度有四种：一派主张“废弃经学”，大学时受老师钱玄同影响，周予同原先也趋向否定“经学”，但他认为应该进行历史的研究，不必高呼口号，而使打倒和废弃的理由了然于胸中。另一派则是“抱残守缺”的国粹家们，周予同认为他们不顾经学内部巨大的认识分歧，“经史不分，汉学宋学不分，今文古文不分”，盲目宣扬专经复古，这在当时非常普遍。另外两派则是延续了晚清经学的两大学派，或继承孙诒让、章炳麟的学派坚持“古文”；或宣扬廖平、康有为的论点，专主“今文”。这两派在当时大学讲坛上势均力敌。在他看来，主“今文”的对新事物较易接受，主“古文”的则对新事物每趋抗拒。所以，“使青年学人超脱传统的学派偏见”，在历史中客观、系统地溯清经学的本来面目和演变历程，是当时必要的学术思想工作。

但关于经学史的研究宗旨，周予同自己却始终是谦逊的，在1928年给顾颉刚先生的信里，他说:“吾人愚拙，于社会无他贡献，只能廓清旧日思想之途径，使后来者不致多走错路，枉费精神而已。”在晚年的《自传》中，他写道：“我是命定的不得已去研究国故学的人。我研究中国的经学与史学，主观上是要从思想上文化上清算长期的封建社会，绝不是恋旧、怀古，也绝对不想赶时髦。”这便是周予同研究经学史的态度。他说，这是自己对社会应尽的义务，结果一发不可收拾。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止，他发表的论著绝大部分都属于经学史范围，包括《经今古文学》《群经概论》《经学历史》注释本、《孔子》《朱熹》《“孝”与“生殖器崇拜”》《经学史与经学的派别》《纬书与经今古文学》《纬谶中的孔圣与他的门徒》等等。经学问题是晦涩难懂的，但因为周予同的多数论著都是写给青年学生看的，他写得那样通俗清晰，而又饶有情趣，直到今天，依然是众多学习中国思想文化史青年的案头之书。

《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》

恪守一生的治学原则：研究历史应该“古为今用”，但必须“论从史出”

作为中国古代学术的主体，经学遗产无疑是庞大而复杂的——自从西汉统治者把儒学当作治国法典而立为官学，宣告它的正式诞生开始，“经”的范围越来越多，解经的注疏也越来越多，发展到清末，经部书籍在数量上已非常惊人，仅《四库全书》经部就收录了经学著作一千七百七十三部、二万零四百二十七卷。但周予同正是从最基础性的整理材料入手，开始了他的经学史研究。

文章来源：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》 网址: http://www.zgxdwxyjckzz.cn/zonghexinwen/2021/0707/608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