礼赞大师 | 周予同：中国经学史研究的奠基者(3)

“先生认为，经学是封建时代统治学说的总称，但它决不是凝固的铁板，而是内部存在着不同学派的统一体，因此整理材料，首先应该注意经学的分派，求同，求异，决不能‘混'。”朱维铮这样说。那么，如何区分经学派别？周予同抓住了中国传统经学的中心人物——孔子，他认为历代经学家的一切分歧和争论，焦点便在于此。以此为标准，周予同将经学归为三大派，即“以孔子为政治家，以六经为孔子致治之说”的“西汉今文学”，“以孔子为史学家，以六经为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书”的“东汉古文学”，和“以孔子为哲学家，以六经为孔子载道之具”的“宋学”。

为什么孔子问题总是争论不休？在周予同看来，这是因为历代经学家们总是用个人的主观的孔子，来代替客观的真正的孔子。从历史的视角探讨孔子，他认为：“真的孔子死了，假的孔子在依着中国的经济组织、政治状况与学术思想的变迁而挨次的出现。”他赞同梁启超的说法：“孔子渐渐的变为董仲舒、何休，渐渐地变为马融、郑玄，渐渐地变为韩愈、欧阳修，渐渐地变为程颐、朱熹，渐渐地变为陆九渊、王守仁，渐渐地变为顾炎武、戴震”，以适应不同时代的政治需要。于是，面对经学遗产里出现的形形色色的“孔子”，周予同尽心尽力地，通过大量史料的爬梳，试图还原出一个真的孔子的轮廓——历史只证明，“孔子是一位实际的教育家，他是一位不得意的政治思想家，他是一位专研道德问题的伦理学家”。他还撇清了孔子与六经的关系，认为六经之所以与孔子发生关系，是汉朝实行尊孔政策，以六经为儒家所专有的缘故；另一方面，对于那些“假的孔子”，他特别挑出两汉纬谶中的假孔子形象来示众，因为他认为，在中古时代，孔子由人变成超人，变成救世主的神灵，其源盖出于此，从此，便被专制统治者当作了“宗教教义大全”；并且，他毫不讳言，纬谶家们给孔子穿上奇装异服的伎俩，以后不断在历史中重演。（参考：朱维铮，《中国经学史研究五十年》）

从上述周予同对旧经学的清算不难发现，他的切入点是现实性的。对于旧经学，周予同的态度是鲜明的，可是，在治学方法上，他是以“谨严”而著称的学者，他始终秉承着科学的态度，从整理材料入手，坚持“论从史出”的踏实学风，而不是光喊义愤的口号。正如他自己所说：“对于研究对象，首先不要先存肯定或否定或半肯定半否定的主观，然后在这古往今来，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找论证来替自己的臆说张目……研究历史应该‘古为今用'，但必须‘论从史出'，牵强比附的影射，主观武断的类比，种种非历史非科学的方法，需要在学术界继续扫除。”这是晚年他在《自传》中对青年学生的忠告，也是他恪守一生的治学原则。

《孔子、孔圣和朱熹》

“他有良心，有人类的爱，有贡献自己的力量为人群服务的意向”

然而，历史巨变前夜的中国，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。周予同的经学史研究也不得不中断，从抗战全面爆发到新中国成立前，他的著述寥寥无几。“崭新的社会正在临盆，这东亚的大地正在为阵痛而呼号而拘挛……现在已经不仅仅是说啊写啊的时代，不仅仅是组织的时代，而是要求行动的时代了！”他是这样呐喊的，也是这样做的——

他积极投入民主运动，成了闻名的民主教授。1946年，当李公朴、闻一多相继被国民党特务暗杀，周予同在课堂上拍案而起：“他们要独裁就独裁，要专制就专制，何必还要讲什么三民主义？假如要杀我的头，那么没有法子，我本来就活够了。读书人就是这一点是可以顶天立地的。”（金冲及回忆，来源：纪录片《大师·周予同》）随后，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的帮助下，他与张志让、蔡尚思等发起成立了反对蒋介石独裁专制统治的团体——上海大学民主教授联谊会（“大教联”）。

他还不遗余力地对青年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。1937年，在一篇面对中学生的笔谈中，周予同不仅希望青年一代可以摆脱“士大夫的末运”，并痛切于自己一辈人的堕落：“眼看见一批一批的青年们以革命志士的姿态踏上抗争的路，而终于以腐败的官僚、政客、土劣的身价送进坟墓里去。甚至于借着一切可利用的幌子，在任何机关里，进行其攫夺的私计。变了质的士大夫的丑态真可谓扮演到淋漓尽致了！”他希望青年一代挺起脊梁，“变为知识分子或生产技术人员，对于国家民族有所贡献”。

文章来源：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》 网址: http://www.zgxdwxyjckzz.cn/zonghexinwen/2021/0707/608.html